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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王海元书记二三事

2014-07-18 00:55:46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核心提示:  作为一个曲峪人,作为一个当农民、当干部都曾在王海元身边工作,并且以一支拙笔宣传过曲峪经验和王海元事迹的曲峪人,我是应该写点东西。可写点什么好呢?在那个年代,我写曲峪,写王海元,都是“紧跟形势”的官样文章,而今天,我要说几件“曲峪经验”之外的,正面材料

 
  


作者王九雄近照



  作为一个曲峪人,作为一个当农民、当干部都曾在王海元身边工作,并且以一支拙笔宣传过曲峪经验和王海元事迹的曲峪人,我是应该写点东西。可写点什么好呢?在那个年代,我写曲峪,写王海元,都是“紧跟形势”的官样文章,而今天,我要说几件“曲峪经验”之外的,“正面材料”背后的发生在我与王海元之间的不为人知的旧事。或许,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真切的王海元。

 
 少年气盛,无私无忌我们给海元书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在中国农业学大寨的历史上,1970年大概是一个最为狂热的年头。是年秋天,山西日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了一场关于农业学大寨的系列报道。如今还能记起的几篇报道的题目是《大寨公社尽大寨》、《昔阳迈向大寨县》、《寿阳赶昔阳,一年大变样》等等,而《关键是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则是这系列报道的压轴之作,也被认为是昔阳学大寨经验的根本所在。
     那时,曲峪大队“司令部”的那座大院里,汇聚了三个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居然就被这场宣传声势煽动得热血沸腾,激情涌动。他们眼见家乡这面学大寨的红旗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步伐要落人后;他们眼见红旗下面、典型内部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似乎比王海元本人还要着急。于是他们在向党总支的主要领导们面进忠言的同时,居然以“革命大批判小组”的名义先后贴出了题为《曲峪向何处去》、《怕放担子行吗》、《关键是领导班子革命化》等三张大字报,而《怕放担子行吗》那篇的副标题赫然就是:——给海元书记的大字报!
     虽然那时写大字报是载入宪法的公民的民主权利,但如此指名道姓公开给有着全国劳模身份的王海元写大字报,是需要些勇气的;一时间,村民们议论纷纷,不少人在对大字报的内容和观点深表赞同的同时不禁要问:这“革命大批判小组”是谁们,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这几个胆大妄为的,不是别人,就是锐生、选良和鄙人。那时我们刚从巡镇中学“老三届”高中毕业回乡,接受了一阵子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已陆续被大队提拔使用了:锐生已作了两年的统计,且深得王海元信任。本人作了一年半会计以后,又要被大队派到县委通讯组去学习“深造”。而选良则刚刚接任会计。由于我们参与了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由于我们先后接近了党总支领导核心,所以对大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就看得较为真切,对曲峪大队的前途命运也格外关注。也许是无私无忌,也许是“文革”遗风,我们居然就选择了这种现在看来似乎可笑,而那时并不荒唐的“火药味”十足的放大字报的办法,要用此举来推动以王海元为首的曲峪领导班子的“革命化”,革除曲峪大队已存的弊端,跟上形势发展的步伐。
     就在“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通讯学习班开学,我离开曲峪,上县去参加培训。
     过不几天,锐生和选良忽然从曲峪打电话来,要我务必回队一趟,说有要事商量。
     原来,我们给海元书记的大字报贴出以后,除在村民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自然也在王海元那里引起了不小的震惊。他当即组织了村里两个能拿起笔来的年轻人予以“反击”。几天以后,大队门口的墙壁上贴出了署名为“笔伐战斗队”的大字报,(一个是“革命大批判”,一个是“笔伐战斗队”,都带了一股火药味!)内容直指《曲峪向何处去》,基本观点是曲峪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枝节问题,不是方向路线问题。
     当选良和锐生在电话中把大体情况说明以后,我当即向他们表明了我的态度,我说,我们的本意是向书记进忠言,是帮助书记从固有的一些指导思想中解脱出来,大刀阔斧解决班子中存在的一些痼疾,带领曲峪人民向更高的层次迈进。既然书记现在不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甚而至于已经引起误解,那我们只好就此打住,难道我们要和书记论战下去吗?
     逢一个礼拜天,我向学习班告假,匆匆回到曲峪,仔细研读了“笔伐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如此观点老辣的大字报,那两个执笔的小人物是写不出的,背后有“高人指点”是显而易见的。这更坚定了我急流勇退的主张,锐生和选良接受了我的建议,“革命大批判小组”的活动就此打住,激荡了几天的曲峪大队重新归于平静。
     这次大字报事件过后,王海元曾和选良有过一次关于曲峪问题的谈话,他说,曲峪问题的关键是阶级斗争,要把坏人整治住。而选良则坚持我们“小组”的观点:关键是领导班子。就在这次谈话时,王海元说了一句最意味深长的话:“曲峪的将来是你们的”。书记的这句话,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足以让我们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作如此的猜测:书记是不是认为我们的行动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动机?受谁人的指使?甚至是否怀疑有人要夺权?对这类政治问题,王海元向来是十分敏感的。当时曲峪正好住着几个下乡干部和下放干部(省里来的),但我们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联系。要说有点联系、并且支持我们行动的,只有“六主任”(王六小),他在班子里分管财务,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他对个别队干部身上存在的贪占行为很看不惯,对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弊端看得比我们更为深切,他所代表的那种农民身上的“正气”与我们是相通的。
     三十多年过去,当我们三人共同回忆起那场幼稚的“革命”行动的时候,我们实在有太多的感慨,要不是王海元已经作古,我们多么想和他再作一次思想观点的交流。凭心而论,我们的那场“革命行动”不夹杂有丝毫的个人目的,因为无私,所以无忌;热血青年的热切希望,如此而已。
     现在想来,当时山西日报的那些报道就值得那么信赖吗?非也!后来披露的事实证明,那里边有的是水分,有的是人为的拔高。可惜,少不更事的我们,竟然对这样的宣传虔诚到深信不疑,并且以它为指针、为偶像,去进行一场幼稚的“革命”。
     曲峪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不是方向路线问题。时至今日,王海元的观点还是站住脚的。而我们的大字报虽然通篇并无一字认为曲峪的问题是方向路线问题,但我们的那个题目,那个“向何处去”的题目,实在容易让人理解为是方向、路线问题。抛开实质性的内容不说,单就文字的表述,三个“知识分子”竟然不及一个农民,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讽刺!这件事,使我们认识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也使我们认识了王海元政治上的敏感,他毕竟是一位久经风浪的农民政治家。
 
 任有光找我谈话要我给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王海元作秘书
 
     大约是在1975年末或1976年初的一天,县委副书记任有光突然找我谈话,以他特有的直率,开门见山直接了当对我说:“海元书记提拔了,当地委副书记了,要从河曲带一个秘书去,我们商议让你去。”我说:“我行吗?”。他说:“怎不行?你既能写文章,又是一个曲峪人;对曲峪、对王海元都熟悉,工作上、生活上都好照顾,你去最合适。”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既感到有点突然,又觉得在情在理。实在说,任有光说的那两条理由是两条理由。这事使我想起了我在乡作农民期间,一部分村民就在背后把我称作王海元的“秘书”(那时我常被大喇叭召回大队写东西),这回莫非真要作秘书了?
     任有光副书记找我谈过话以后,我曾反复思谋过一个问题,这事是书记的本意呢?还是他周围领导同志们的建议?凭我的直觉,似乎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作为他的乡人,作为一个在曲峪作了四年农民,又在他手下工作了一些时日的我,自信对王海元的了解比他班子里的、比他周围的那些人更深切。他们所了解的是作为县委书记的、劳动模范的王海元,而我所了解的,则不仅是作为县委书记的、劳动模范的王海元,还有作为乡人的、常人的王海元。1970年我在主持曲峪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王泽民的帮助下,最终得以顺利报考教员,参加工作,离开曲峪,脱了农皮;对这件事,王海元虽没有阻拦,但他心里会怎么想?在此之前,他可是没有轻易让任何一个“人才”外流的!
     除此而外,我那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妻子农民,全家农户,入不敷出,年年“三欠”,用农村的话说我正“拉破窝”呢!
     由于以上这些缘由,我对这件事采取了一种不却不求,顺其自然的态度,既没有太多的兴奋,也作好了应征的准备:如果书记要带我去,我就走,无非是把家大撇了,(我当时想,作地委书记的秘书,还能顾得了老婆孩子那些家庭锁事吗?)不带我去,我就继续拉我的“破窝”,和我那善良无能的妻子共同扶养三个可爱而又可怜的孩子。
     那时有一个名叫温兰勤的山西日报驻忻州记者站的记者常跑河曲,和王海元关系密切。听说王海元要带秘书,此公便极力争取。那段时间他几乎常驻河曲,很少回记者站。
     温公其人,性如其姓:温和而精明,文章也写得好。记得他以王海元名义写的那篇《谈谈翻身工程》的文章,当时的通讯组长张德通看了以后大加赞赏,对我说:我们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一个是正儿八经的省报大记者,一个是才出“茅庐”的“小通讯”,二者相比,水平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王海元也要另打主意。我想,这就是没有下文的缘故吧。
     令我至今不明所以的是,王海元作了地委副书记以后,温公也没有作成他的秘书,而是由地委另派了一个人。再往后,形势突变,他的副书记便做不成,成了“顾问”。做顾问没几天,又传出风声,说是做“顾问”也不够“资历”。再不久,他就去世了。
     温兰勤后来回到山西日报社,先做编委,后任副总编辑。由于太过敬业,废寝忘食,阴阳颠倒(值夜班),终致积劳成疾,于1994年死于脑萎缩,年仅52岁。咳,好人何其命短矣!
 
 我做了开河鱼去看望在病床上指挥“引黄”的王海元,他津津有味的吃了
 
     1976年初,王海元被确诊为患了冠心病。身兼二任、身肩重任的他,不得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奔走于河曲-忻州-太原的医院之间,检查治疗。
     王海元一生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在身患宿疾之时还要上马“引黄”工程。1996年5月,引黄工程在龙壕举行开工典礼时,他已不能出席,因为车开不到会场,上下河槽要靠步行陡峭的山崖。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不得不在病床上指挥这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大约是1977年清明节前夕,王海元再度住进县人民医院,那时我的妻子在化工厂作着一名“协议工”,我的家暂时安在南园,我寻租的房子就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作为他的乡人,作为他的属下,作为他的后生晚辈,理所当然,人之常情,我要去看看他。
     既然要去看病人,总是要带点礼物的。可带什么好呢?那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天天路过桥儿街,一日忽听有人叫卖开河鱼,于是我便有了主意。
     逢一个礼拜天,我早早上街,挑了一条比较肥大的开河鱼(那时的开河鱼货真价实,绝无假冒),回家让妻按照老母亲传授的做鱼的办法(那时我们只会这一个办法)做好了,连肉带汤盛在饭盒里,赶在中午开饭前,送到王海元的病室,当时他正斜躺在病床上看报纸。
     “二爷,我给你做了一点开河鱼……”,面对这位长者、尊者、我的领导者,我一时竟然语拙。
     我们曲峪是一个有两千多口人的大村子。一条小河把它分隔为南北两村,王海元居北村,我家在南村。南北二村皆以王姓为主(只有丁、赵、苗等少数杂姓),源于一个祖宗,论起辈份来,王海元是我的爷辈,他排行老二,所以在村里、在私下、在非官场的任何场合,我都称呼他“二爷”。
     面对这位后生晚辈的探望,王海元没有说什么也不需要说什么客套的话,和我打过招呼之后,他坐起身来,慢慢地把鱼汤全部吃了,看样子,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还说了一句至今音犹在耳的话:“这点鱼汤做好了!”。
     我的妻子是那种不善烹饪的“拙妇”,她做的饭菜常常不合我的口味,而今天,她做的鱼汤却得到了我的作县委书记的二爷的夸奖——那顿鱼汤她加心在意,确实是做好了。
     这以后,我又几次去医院去看他,每见王建贵等领导同志在向他汇报引黄工程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1979年2月,引黄工程在内外交困中下马。4月,王海元辞去河曲县委书记职务回地委工作。此后,我便少有机会能见到他,直到他去世。
     虽然王海元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这样说起过,但我一直认为,引黄工程是他致劳致病以至致命的重要原因。“二年建成大寨县”的逼迫和压力,犹如一道催命符,使他本已疲惫不堪的身体更加心力交瘁。他在那个时候去世不是偶然的(当然还有政治气候的原因),他为引黄付出了政治的、声誉的和生命的代价。当引黄下马,人们对他的指责纷至沓来的时候,我却对他寄以深切的怜悯与同情。这倒并非仅仅因为他是我的乡人,我的长者。“文革”遗风、左倾余毒、冒进旧病——“全农会”的强劲东风把各级官吏、劳模精英、新闻媒体一个个吹得头晕发烧,胡言乱语,狂言妄语;“引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能不说那是一桩时代的荒唐吗?
 
     王海元书记离开我们35年了,我以这篇短文表示对他深沉的纪念。虽然他有“引黄”之失,但他不失为那个时代的英雄。他是一位斗士,他是一位至死都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的斗士,他的一生都在奋斗中度过。对于这样一位先人,后人理应给他们应有的纪念。而对我来说,仅凭他是历任县委书记中走遍河曲三百多个村庄的唯一的一位;仅凭他作了县委书记以后还和我们一样在大灶吃酸粥,就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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