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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气的老县长刘三虎

2014-11-29 04:15:00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核心提示:  刘县长晚上嫌炕太烧睡办公桌子的事情。仔细想,还真有其事。人们可能奇怪,你周某作为县长的“跟班”,你不睡桌子,却叫县长睡桌子,你是不是太轻狂了点?我不用反思也可辩明:是他不让我,我有什么办法?他什么时候在我们面前摆过上司的架子?





  在最近不到半年时间内,连续在报刊上读到四篇关于刘三虎的文章,都很感人。其中王银厚兄写的文章还提到了我,说我与刘一起下乡到君池村,刘县长晚上嫌炕太烧睡办公桌子的事情。仔细想,还真有其事。人们可能奇怪,你周某作为县长的“跟班”,你不睡桌子,却叫县长睡桌子,你是不是太轻狂了点?我不用反思也可辩明:是他不让我,我有什么办法?他什么时候在我们面前摆过上司的架子?如果他把受苦的事情让给部下,他就不是刘三虎了。我在官场干了30年,退休后又整整10年,环顾前后左右,真是前不见同人,后不见来者,像刘三虎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他不是完人,我对他特立独行的性格并不完全赞成。只是我们在同一屋檐下交结了20年,朝花夕拾,感慨良多,不吐不快。1997年为《河曲党史人物传》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回头看,不过是“英模式”的八股调,自己读了也讨嫌,所以决定重写,在他78岁的时候,提前来个“论定”罢!

  写什么呢?想了想,还是举其荦荦大者,概括为四个字,曰:直言、清廉。
  先说直言。几千年来,国人对直言是推崇备至,有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是一种至高境界。为什么?因为很难做到,用孟子的话说,是“难言也”。直言要担风险,有时甚至赔上身家性命,动不动“夷三族”“夷九族”,最多的方孝孺被皇上夷了十族八百多人。即如当代,曾被赞为“唯我”的彭大将军,不是因为一封信而由兵部一把手直接沦为阶下囚,文革中又被打断三根肋骨,屈死狱中吗?所以有人就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直言要向世故让步,即用世故的机床将直言改造一下:直言必须受时间、地点、内容、听者种种条件的限制,不能从心所欲。因为政场遍地荆棘,稍有不慎即可能触雷,于是有人就总结出了“护官符”。例如皇清有二位大人,一位造诣深,不说话,尽磕头;一位造诣浅些,少说话,多磕头,言必“皇上圣明”,以歌颂表驯服。于是一路顺风,成为官场的长青树。几千年来,中国政场假话成风,“人人都说着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笃信“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潜规则。以此受益的例子可以举出千千万万。这就是中国的政场生态。
  所以,你要找一个不看风使舵的人,还真难。而刘三虎,便是这样的人。
  他的直言例子很多,怎么选?按我的想法,首先设定一个标准:一是专选“对上”亦即“犯上”的,而且犯的官越大越有分量。其次是有些事实本身的是非还有待商榷,不是一眼就可判定的“泾清渭浊”。
下面言归正传。
  第一件事,面对的是副省长赵力之。1982年2月,河曲黄河段面临“恶开河”,省府派副省长赵力之、副专员刘毅坐镇河曲指挥“防凌”,飞机投弹,大炮轰炸,仍不能消灾。3月的一天,一行人看了阳面“对河”时冰墙堵塞的恶阵,十分惊恐,认为河曲城可能大祸临头,决定5天之内,在北元大队沿黄河岸筑起高2米,长1000米的东西向大堤,保住河曲城。而刘三虎则认为:第一,河曲城地势高,河面又宽,而且冰坝漏水,所以不存在水淹的问题。第二,这么大的土坝,5天根本筑不起,即使筑起,浮土易冲,一旦决口,祸害更大。第三,即使把北元所有3千亩水地的表土全部铲掉也不够筑坝,而且铲掉表土,会大幅减产。所以到征求县领导意见时,刘三虎直陈胸臆,并结论说那样做“只会劳民伤财”。偏偏又有个管农业的副县长王建贵又附议说“不值得大惊小怪”。赵副省长听罢,双手给刘作揖道:“你县长说我劳民伤财,副县长说我大惊小怪,一旦决口,你县长背上大印跑,老百姓背上铺盖跑,我作何交待?”幸亏地委副书记闫广洪出来解围,叫刘拿出方案,刘、王第二天一早察看后,提出在长城豁口上堆草袋筑堤防的方案,被采纳。结果开河时并无凶险。赵力之在回太原后还捎来话:“三虎是个实事求是的同志”。如此,犯颜直谏,近乎讪谤,一般人根本做不出来,真可谓义正词严,而且行止得体,全面评价,应得满分。
  第二件事,面对的官更大,是“巡抚”级的。1986年,刘出席省人民代表大会,忻州代表团推荐他参加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3人召集的座谈会。会上他发言时,省委书记李立功插话表扬“河曲植树造林、小流域治理搞得好”。一般的人总会受宠若惊,表态“还做得很不多,今后要继续努力”云云。可是刘三虎却回敬了这样一句:“如果照报纸上登的数字,河曲恐怕要到屋顶上栽树了。”一座皆惊,书记也语塞。刘讲的是实话,数字虚假在当时是通病。即如河曲,上世纪六十年代,头一年的造林面积是22万亩,在第二年就变成了7万亩。15万亩哪里去了?在林地普查中作为水分被“挤”掉了。当时盛行的是“层层说假话,一级哄一级”。主政一方的官员,对夸大的数字情有独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那样才能邀功请赏。而刘却对此深恶痛绝。故有以上表现。我对刘的这一举动,只能给“三七开”评价:实话要讲,但面子也要讲。一个七品县官,面对比自己高4级的顶头上司,当面顶撞,而且是在公众场合,煞风景不说,还让别人下不了台, 而自己却处之泰然。是什么?是失礼,是不敬。孔子言“非礼勿言”,刘却对此领悟不深。这种事,本当顺水推船,或者敷衍,沉默,至多“顾左右而言他”,何必如此认真?
  还有一件事,我只能给他“倒三七”的评价:即三分肯定,七分否定。尽管,他坚持的是“真理”。这涉及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王海元,全国著名的劳模,1974年至1975年一年多时间内被提拔为忻县地委副书记兼河曲县委书记,权倾一时。王对刘非常赏识,1975年11月将刘由河曲县副县长提拔为静乐县长。两年后的1977年10月,又将刘调回河曲任县长。其中的缘由,我是见证者。大约是1977年的9月,我以秘书身份随王书记回地委开会,住新建路地委第一招待所二楼,王因当时已患冠心病,怕出问题,所以我与书记同住一室。一天上午,地委书记马如龙到访,坐定后,马第一句话便是:“三虎同志和刘××同志的关系出了一点问题”,王马上示意我离开。此后不到一个月,刘便调回了河曲,这位拗相公在静乐口碑很好,但因为常常不听书记的话,待不下去了,又没好去处,所以王又将自己的“爱将”调回河曲当了助手,任县长。普天下人都知道,书记县长不和,县长必败无疑。刘毫发无损回老家任职,这一提一回之间,说明了王予刘,真是“恩重如山”。可是刘,在自己认为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一付“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这里面又涉及到“引黄渠”的问题。引黄渠的上马,在当时是一大创举,是学大寨主流中的“翻身工程”,是王海元的大手笔。但它的决策欠科学,代价太大,资金又没保证,所以到1978年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在当年县委召开的扩大会上,王书记要刘县长专门讲讲引黄渠的问题,想不到的是:刘竟一口回绝。王无法,只好让副书记贾伟才去讲。此事对王的打击很大,他们的关系由此出现裂痕。刘一生没说过后悔的话,但此事却使他后悔终生,不知他是否还对其他人讲过这话?
  这是两种价值观底线的碰撞:一种,抱住真理,打死也不说假话;一种,人情,通融,妥协,实现目标。刘选择的是第一种,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小步,就变成了谬误。”何况,按组织原则讲,也应该“下级服从上级”。刘的这种思维,是他从政的硬伤。话题再扯远一点,就联想到“华容道”的故事,关云长为报恩放走了兵败后如丧家犬的蜀国的头号敌人曹孟德,结果放虎归山,55年后,曹魏灭掉了蜀国。要是上纲上线,关是“卖国贼”“里通外国”无疑,但是后人几乎众口一词,把这作为关感恩报恩的义举,并且树为“武圣”供在庙堂。因为关放曹后,回去按军令就要被砍头,所以显得很高尚。由此可知,感恩应该是做人应该坚守的一条道德底线。“大义灭亲”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比“子为父隐”更高尚。
  下面再说说关于清廉的话题。
  刘三虎是我见过的最不爱钱的人,一般人,拒礼拒贿,不收不义之财,便是大大的清官。刘三虎不仅不收,而且深恶痛绝,谁要上门送礼,必遭呵斥,不欢而散。所以种种对领导的殷勤孝敬,必须绕过这个人,这已形成共识。他有二子一女,结婚都没请过客,两个儿子同一天在某大会议室参加了团委妇联举办的集体婚礼。在愈演愈烈的腐败大潮中,刘三虎是“超人”,他视金钱如水土,认为“够用就行,多了也无用。”所以在别人拼命捞钱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工资“倒贴”出去。下面举三个例子,前两个都是他退下来的作为。
  一是1998年4月,刘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回家一看,在书中间夹着1张1992年9月20日的新华书店出具的发票,上写金额为235元。刘当时已退居二线,任河曲大电厂筹备处副主任,分管财务,主任赵伟世把签单权全交与他。书已放了5年多,发票不下账,何也?后来推想,必是书店熟人上单位推销,他碍于情面,自掏了腰包。他又不懂古文,要此何用?电筹处也与国史无关,报什么销?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替单位出钱买书送人,也算一件奇事。
  第二件,与号称“河曲的袁隆平”的能人张满贵有关。张在今年9月20日《河曲报》撰文:《我在事业上的救命恩人》,这恩人更是刘三虎。2007年,张的脱毒马铃薯繁育基地陷入绝境,他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尚有15万元贷款本息的债务。再不投入就前功尽弃;再投入,谁都怕掉入枯井,无人相救。张最后找到老县长,求他向县领导求救。刘说:你没成果,我不好张口。问张:你需要多少钱?张答:4万元。刘当即回答:我个人可以借钱给你。几天后张留下借条,揣着4万元走了。这一年,距刘三虎离休已经11年。到2013年,张满贵已经名驰晋、陕、蒙、冀四省(区),获国家、省、市奖无数,惠及农田几百万亩,光河曲一县,2013年优种薯种植面积就达到6万亩,按每亩增产1000斤的保守估算,共增产6000万斤,效益在5000万元左右。
  2010年,刘三虎写信给张满贵:“没想到4万元能起这么大作用,现决定变无息借款为无偿援助。”其后将借条也一并退还张。张现在鸟枪换炮,已经是科技兴农公司董事长,刘则被聘为公司终身顾问。刘在借钱给张时,压根儿就没想要归还:如果失败了,就算救济了穷人;如果成功了,就算给扶贫的捐款。4万元钱,折射出了刘三虎人格的闪光点!
  第三件,简直就是“义不食周粟”故事的翻版。说的是,某年,他的儿子插队期满被推荐上中专,学校来招生的人提出让刘县长给批两块5合板(当时物资奇缺,不走“后门”根本买不到),事极小,不费吹灰之力,二指宽的条子,笔头一绕,就大功告成。可这位大人却怒形于色:“宁可上不成学,也不做这个交易!”颇有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气概。在一般人看来,这简直是“迂腐”,世上竟有这么“不晓事”“绝背鼓”“因小失大”的人!可是,在刘三虎看来,这是破底线的事情:底线就是不碰“权钱交易”的高压。十几年县长,没写过或批过一个涉及任何人私事的条子!始终守身如玉。
  以我评价,刘三虎是一个不肯向任何人低头的“死硬派”,这坚硬的底气从何而来?可以用林则徐的两句话解释,一句是“人到无求品自高”,一句是“无欲则刚”。这个人简直就是清心寡欲的“苦行僧”。天假其德,天生又不食肉,视酒宴为畏途。在静乐当县长二年,百姓编民谣说他“吃饭一大灶,来去两纸箱。”因为清廉所以刚直,就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
  由此,也就造就了他铁面无私,疾恶如仇的性格。1993年他已退为县委调研员,县委书记宣明仁委任他为黄河大街建设总指挥,他用155万元钱,完成了37户人家的拆迁,(40×1500×0.2)米的混凝土马路硬化,而当年的水泥价格又是史上最贵的。省下多少钱?难说。报个什么“纪录”?也可以。这中间有个插曲。县建筑公司承包了大约一半工程,有70米路面,他们浇注厚度是15厘米左右,比图纸少了5厘米。刘县长测量过后,勒令他们拆掉重筑,百般央求也无用,“害”得公司净赔了1.2万元钱。
  在“铁面”的后面,隐藏着一颗仁慈的爱民之心。他当县长10年,节余的财政资金约170万元,相当于八十年代初期河曲全县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他用节余的钱,修了30所乡村学校,解决了90个村庄的饮水问题,给150余名农村老支书每年发放定额补贴……现在的县府办公大楼,也是他用节余的资金盖的,当年只用了84万元钱。当时的行署专员刘耀和他开玩笑说:“三虎你比我有钱”。
  刘三虎在河曲口碑极佳,是河曲老百姓心目中的偶像。其外含有刚,内含有正,所以可敬。1987年换届,已决定调走,但在8月召开的人代会上,代表们还是“明知故犯”地投了他30多票。他能在家乡稳稳当当地当十年县长,说明他“行”;当十年县长,升不了书记,却被贬为一个电厂筹备处的副主任,受尽窝囊气,说明他“不行”。什么“不行”?用苏东坡侍儿朝云的话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政场中的许多人,对他的行止不以为然,认为他“古板”“保守”“不随和”“死心眼”“不与时俱进”等等。所以提拔不上去,正常。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可惜刘三虎偏偏做不到这一点。
  刘三虎从14岁参加革命至今,受了60多年马、列、毛正统思想的教育,耳濡目染,毫不掺假。笃信目标崇高,认为对立斗争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反对折中,反对调和,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排它逻辑。所以持这种观点的人,为人处事,不会拐弯,不会妥协。事实上,领导的艺术即是妥协的艺术。在这一点上,中庸之道最科学,最合理。它反对走极端,反对唱高调,主张“中行无咎”。倘能真的实行,主政者能少犯多少错误?
我曾经送过刘三虎两句话:“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他后来还要我给他解释一下其中的涵义。看来,他对此是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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