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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赵来存散文:那年那月 子女转户记

2018-07-21 07:44:34 来源: 河曲视窗 作者:赵来存 评论:0 点击:

核心提示:  担任制鞋厂厂长十几年,甘苦备尝,一言难尽。但个人方面值得欣慰,引为自豪的莫过于为子女“农转非”。从1988年到1997年近十年间,共转户3人,换户1人,其中全县千分之一点二八“农转非”指标我就占了两个,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河曲视窗网特稿:(赵来存)担任制鞋厂厂长十几年,甘苦备尝,一言难尽。但个人方面值得欣慰,引为自豪的莫过于为子女“农转非”。从1988年到1997年近十年间,共转户3人,换户1人,其中全县千分之一点二八“农转非”指标我就占了两个,我的愿望得以实现。

  我们家从1956年合作化后一直是市民。1960年10月1日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人全部下放为农业户口。1972年我在龙口磺厂由合同工转为固定工,由农户转为市户,妻子儿女仍为农户,谓之“四属户”。大集体时,给生产队交款分粮;改革开放,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自种“口粮地”,解决她们的吃粮问题,其中的酸甜苦辣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很长一段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叫做“吃上市民粮,赛如上天堂”,其实就是针对农村人的苦衷而言的。事实确实如此,拥有城市户口按月供粮,子女长大能安排工作。恢复高考后,农户孩子脱“农皮”,只有上学一条路,而考不上学的,要脱“农皮”简直是难上加难。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的孩子渐渐长大,如何能让她们脱掉“农皮”,成为我心头的一件大事。

  1988年或1989年,县里允许少数农户转为“河曲市民”,变换身份,不供粮,可参加招工。一时间转“河曲市民”成为热门。其时,我的儿子在县化工厂花炮车间做临时工,转为“河曲市民”就可参加招工。但是,自己觉得凭本人能耐,能否办成这样的事,心里没底,也不敢贸然去找有关部门。

  然而,事有凑巧,我于1986年入住王家园子新院,邻居中恰好有时任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张吉贵,张县长的爱人苗美仙善良热心,和我的老伴相交甚好。在一次闲谈中老伴和苗美仙诉苦,儿子大了,还是农户,连个工人也当不上,不知如何才能给儿子搞个“河曲市民”。苗美仙给老伴建议,让我直接和张县长谈情况。

  一天晚上,我下班后去了张县长家,申请给儿子转户。他要我给县经委打个报告,讲明情况然后研究。几天后,报告获批,儿子顺利转为“河曲市民”,并招了工,几年后,又转为国家市民。

  大女儿转户,颇有戏剧性。细想起来,也有机遇因素,也有努力因素,还有领导的开明。

  1990年底,在全县工业企业实行三年抵押承包经营期满时,经组织考核评议,我又一次被任命为制鞋厂厂长。其时,母亲去世还未满三月,我依然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之中,甚至还有点迷信,觉得丧母之年是流年最为不利之年,思想比较消沉。

  一天,我接到县二轻局通知,下午回局开会,议题是讨论县里分配的一个“农转非”指标如何发放。当天中午,我和二姐、弟弟在父亲家中聚餐,说到下午开会一事,我夸海口说,今年这个指标非我莫属,弟弟不以为然,指着刚买回的一只羊说“今年你能转户,这只羊归你”。因为是调侃,真也没当回事。

  下午的会议,参加人有县局机关中层以上干部,所属十一个企业负责人。主持会议的局长樊彩林讲:今年全县千分之一点二八“农转非”指标,经委大系统只分到两个,其中的一个给了咱们二轻,弥足珍贵,咱们集中全系统的智慧用好指标。促进全系统的工作,局里意见,发放范围确定在局机关中层以上干部,中级职称人员和企业厂级领导的配偶或18岁以下的子女中。

  我的家属和子女除前年儿子转为“河曲市民”外,其余都是农户。能列入此次转户范围,已经觉得很荣幸。如果能转个正二八经的国家市民,那更是求之不得。当天的会议上,众人各抒己见,议论采取何种方式确定人选。此时,我也发了言,提议缩小范围。即如果确定局机关同志转,企业就不用参与。如果为企业领导的转,局机关排除在外不用说,还有个给大厂和小厂的分别。当时局里所属较大企业有五个,其中化工厂、塑料厂是全县的名星企业,利税大户,指标给他们无可厚非。再就是为我们这些小企业的领导转。我们企业虽小,企业负责人实际是个受罪人。享受来之不易的转户指标也是应当的。

  我的发言,也得到部分参会人员的赞同,但未引起大多数人的足够重视,我也就不固执己见,会议确定指标分配给局机关一位中层干部。

  转户一事,似乎尘埃落定,我也就又忙其它事情去了。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隔了几天,局里再次召集上次转户会议参会人员开会,议题仍然是转户一事,会议宣布:1、局机关人员不参与转户(上次确定的转户对象作废)指标用于企业;2、所属企业厂级领导中不论何种方式转过户的不予考虑(河曲市民除外);3、指标只有一个,相同条件不予考虑。筛选结果,唯有我最符合条件,转户指标落实到了我的头上。

  事后,我有些不解,为什么第一次确定的转户对象突然间不算了。慢慢地我才听到一些说法,主要是对象确定后,在系统内引发了较大争议。也有人对我说,引发争议后,局领导想到了我的意见,重视了我的意见,因而有了第二次的重新考虑。事实也是,指标给了我经张榜公布,再无争端。

  我之所以在大女儿转户一事中说了这么多,并无意于拿别人说事,也不是说我拿到就是好。而是想说,正是局领导的开明、公正,才有了第二次重新确定转户对象。再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往往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反复认识,甚至有时候也得推倒重来,才能合情合理,不留遗憾。

  指标归我后,为谁转户?其时,我的家庭中儿子是个“河曲市民”当时还没得到国家承认,不供粮。配偶和两个女儿中,配偶年近四十,家务繁重不用说,如转户参加工作自我感觉年龄稍大。制鞋厂在上报县工商局的合作社章程中确定的招工年龄是三十五岁以下。自己是法人代表,不愿自打嘴巴,另搞一套。因而将配偶转户排除在外。直到如今,妻子还经常提起未给她转户招工,没有退休工资。社会上人们都说你当厂长这么多年,连老婆也没给闹个退休,可以说是个另类。我人性格耿直,不会变通,更不会不择手段办那些弄虚作假,投机钻营的勾当。顶多被人说成是“没本事”、“死脑筋”,但我不遗憾。

  大女儿符合条件,时读初中,而且学业优秀,我还是想鼓励她更好地学习;也考虑万一考不上高中,住河曲技校也是一条出路,遂决定给大女儿转户,转户后的大女儿,1995年考入北京化工大学。

  1997年,我又给二女儿转了户,用父亲的户口给儿媳换了户,二女儿转户过程也不妨记述如下。

  从1993年开始,针对当时河曲市场假冒伪劣皮鞋泛滥的情况,制鞋厂通过和天津市华裕制鞋厂搞了松散型联营,引进该厂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生产纯正牛皮皮鞋,企业比过去大有起色。县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张文英同志多次通过会议帮助制鞋厂宣传产品,促销产品,甚至在全县工业系统负责人的会议上号召全县系统内单位年终发放劳保福利发制鞋厂的皮鞋是首选:“发其它物品违规,发制鞋厂皮鞋合规”。

  1996年底,我听到县政府1996年的千分之一点二八“农转非”指标又下到县经委。一次在向张县长个别汇报工作时打探情况,并表明想占指标给二女儿转户,因为二女儿已经十七岁,学习成绩一般,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时或许能招工,或读技工学校,张县长很痛快答应我,我的心中自然十分高兴。

  然而,这次谈话后,三个多月未见动静,我也再未见张县长。我甚至怀疑是否有变化,因为仅仅是闲谈,县长很忙,我这点事在县领导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说不定已经被别人占了。但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打搅。

  1997年元宵节,弟弟主持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焰火活动不巧烧伤了观看焰火的张县长。听到这个消息,弟弟内心十分不安,就约我和他一起去看望张县长。一天下午我和弟弟去了张县长家,一番寒喧后,弟弟询问张县长当时的情景,伤势及治疗情况,并请张县长对焰火活动提出指导意见,我在一旁看电视。临别时,我顺便问了一句关于给二女儿“农转非”一事。张县长当即答复过两天指标下到二轻局,我给有关领导打招呼,指标给你。真没想到,一位县领导把一个全县最小企业的厂长的诉求挂在心上,踏踏实实地给予解决,令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没过几天,我为二女儿顺利转户。

  同是1997年,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我申请分管公安的县领导,在向公安局缴纳1000元装备补充费后,为儿媳和我已退休的父亲换了户。

  我说内心话,在办理这些事情中,我没有动歪脑筋,也没有拉关系走捷径,但办起来总的说水到渠成。慢慢地我领悟到是上级领导、主管部门、方方面面,对我这个全县最小最穷的企业负责人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千方百计为我解除后顾之忧,才是我子女得以转户的真正原因。

  转户换户一事,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现在国家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民、市民统称为城乡居民,现在的市民想当农民还不一定能如愿,当年趋之若鹜的“农转非”已成为历史。但是我仍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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