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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魏效征散文:霜凌年少话人生

2019-04-09 22:29:52 来源: 河曲视窗 作者:魏效征 评论:0 点击:

核心提示:【编者按】河曲籍作家燕治国来信说:我在翻阅巡中老三届纪念册初稿时读到魏效征的一篇文章,心绪久久难于平静。他和王文才菅永贤等是老三届里年龄最小的初一学生,命运相同,前程各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没有沉沦于绝境之中,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三篇文章互有牵连,相得益彰,特荐上请在百忙中过目审阅。编辑还是凌晨即起吗?保重!

  【编者按】河曲籍作家燕治国来信说:我在翻阅巡中老三届纪念册初稿时读到魏效征的一篇文章,心绪久久难于平静。他和王文才菅永贤等是老三届里年龄最小的初一学生,命运相同,前程各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都没有沉沦于绝境之中,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三篇文章互有牵连,相得益彰,特荐上请在百忙中过目审阅。编辑还是凌晨即起吗?保重!
 

  上小学

  1959年秋天,我8虚岁入学横梁会小学,那里距我们后下庄2里地。

  横梁会小学是我们那儿成立最早的学校,共有7个村的孩子们在那里上学。学生们七大八小、参差不齐,有大姑娘,有小伙子,我是最小的。学校在名为崇宁寺的庙院里。这是一座古庙,建造于明代成化年间。院内苍松古柏,芍药花、正殿、厢房、僧居、石碑样样尚在,破烂的山门两侧钟鼓楼犹存,课余时间,顽皮的大男孩在那里拼命擂鼓,常常招致老师的责备。正殿便是我们的教室,虽然十分陈旧,却依然可见雕梁画栋和面目狰狞的壁画。原庙宇的布局与陈设早被打乱,就连石碑都已不在原处,殿前的沿台上铺着多块石碑,刚入学的小孩子认不得几个字,不晓得碑文上的内容。冬天教室里冷极了,不知为什么不烧火炉,现在才知道是因为穷的缘故。墨水瓶得温于胸腹部里边,要不然就冻冰了。每隔一会儿,老师就让学生们站起来搓手跺脚暖暖身。

  1960年夏天,我们后下庄村也立了学校,学校设在村西头裕厚老汉的两间旧石窑。里屋住老师,算是有门有窗;外屋是教室,连门窗都没有,教室的地也是坑坑洼洼的。没有桌凳,支着树墩,树墩上面横搁着木板代替桌子。我是二年级学生了,老师名叫王三虎,是个不善言讲的人,村里人开玩笑说他“脖颈直的刀也砍不进去”。可就这个冷面孔的老师在我面前却表现得很热乎,也就从二年级开始,我受到每一位老师的特别宠爱。因为我是好学生,又是以身作则、遵守纪律的乖孩子。

  1961年夏天,村小学迁到当村赵觅拴家的西窑,老师也换了,名叫赵瑞庆,就是给我取大名的那位三岔人,我也升三年级了。自从来到这里,条件好些了,窑里前炕可以烧火取暖。学生们自带小书柜坐在热炕上学习,老师在地下后窑掌处的木质黑板前教学。我们的文具比较落后,写生字一般都用石板和石笔,可以写了擦掉、擦掉再写。作业本的纸张很粗糙,甚至是红色的、绿色的。为了节省纸张,老师要求我们尽可能把字写到最小,并且是双面写。在作业本上写字用的是蘸笔。

  1962年,村集体砌了3间石窑、盖了7间畜圈,算是有了集体大院,学校又搬迁到这里。这3间窑洞为“一进两开”,就是从中间的那间进去,有过道通向东窑和西窑。东边的一间是饲养室,中间是教室,西窑是老师住室。四年级的老师是女的,名叫窦玉萍,我为班长。从这年起,作业本纸张用上了有光纸,自来水笔代替了蘸笔,石板、石笔不再作为我们的文具。一至四年级的课程设置很简单,只有语文、算术(即数学),音乐课就是教唱歌,体育课就是让大家自由玩耍,别的没有。

  1963年夏天,我考入土沟中心校。这里的院子很大,原本也曾是座古庙,叫做三教寺(儒释道三教之寺)。总共3排土坯房子,分别作为教室和我们这些住校生的寝室。复式初小班一个教室、五年级一个教室、六年级一个教室。总共六七位老师,我们五年级的班主任叫靳克富,五寨县窑子头人。升到六年级的班主任叫丁彦卿,河曲县前麻地沟人。全校学生总数大概也就百八十人,高小两个班各二十几人,是来自全公社的优等生;初小四五十人,是来自土沟村、河岔村、铺路村的走读生。进入高级小学,课程设置新增了地理、自然和政治。老师办公室有脚踏式风琴、二胡,学校还有锣鼓大镲,每逢重要节日都敲敲打打搞庆祝。

  读高小的两年,是我饱受各位老师抬爱和同学们羡慕的巅峰在校生涯。入校半年后,班主任老师就让我跟他同住办公室,每天我给洒扫,有时还帮老师批改作业;老师抽屉里的干馍馍常拿给我吃,我觉得和老师很亲热。在父亲的影响下,12岁的我就会拉四胡,丁彦卿老师风琴弹的好,闲时常让我跟他合奏,当然,我的琴艺肯定不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不过,在这个年龄的小娃娃中还是唯我独尊。我不仅是班长,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又兼任伙食委员,负责管理学生粮库,给学生们订饭,每顿饭的米都是由我给从库房里称到伙房。老老实实为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我,深受师生们的信任和好评。

  每次开会,校长张育林、教导主任李建全、班主任老师都要表扬我。但在学习成绩方面,我始终名列第二,有一个女对手很厉害,每次考试总要高出我1~3分,她叫白清亮,与我同龄,土沟村人。白清亮成年后吃了“皇粮”,退休前是河曲县审计局工作人员。

  读初中

  1965年夏季的一天,六年级班主任丁彦卿老师像羊倌一样引领着我们23名高小毕业的孩子们徒步踏上通往巡镇中学的40公里山路。那年我14岁,此行是去参加全县初中录取考试的。一路上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点山泉水,走一段路、歇息一会儿,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达巡镇中学,次日进入纪律森严的考场。初次涉足巡镇,犹如到了大城市,只觉得一切异常开眼。这次考试中,同行的23个伙伴儿中只有我和白清亮考中,据巡镇中学总务主任李景荣老师后来对我讲,我的语文成绩排名全县第三。听说这次考试考生总数是1500名,巡镇中学共录取了100名,分两个班,我被编入33班,这一届还有34班。当时的巡镇中学(又叫河曲一中)是河曲县最高学府,共设初中三个年级6个班;高中三个年级3个班。二中在城关,不设高中班。因为建国初期中共河曲县委、河曲县人民委员会设在巡镇,1959年才迁到城关,故而巡镇中学为河曲一中。巡镇中学教职员工加上学生一共四百几十人,7排房子、9个教室。有学生食堂、教师食堂、戏台、操场、各科教研室、图书馆、实验室、水井、马车(主要供学校烧炭)。当年学校还没有通电(河曲电厂正在建设中,1966年才通了电),煤油灯照明,上下课敲钢轨。

  进入初中的我,没有当过任何班干部,学习成绩也没上过班第一,不过至少居前五名。我比较喜欢文史、音乐、地理,对数学、体育不感兴趣,从小的乖孩子在这里显得默默无闻。

  1966年后半年,刚刚升到初中二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作为文教界的学校首当其冲,原本正常的教学秩序一下子全被打乱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县团级的校长被打倒了,几位老师也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成为“黑帮”。课不上了,每天搞批判会、斗争会、上街游行、参加社会上的批斗造反运动。学校成立了“巡镇中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那是当时学校的最高权力组织。或许是因为所谓“政治观点”不同的缘故吧,全校初高中学生也分为了两大派,即“8·5兵团”和“8·18大批判兵团”(按成立的月日命名的),各有各的造反派头目统领,曾经进驻县城造县委、县政府的反,几次三番在大礼堂批斗过多位县级主要领导,让他们规规矩矩、低下狗头、承认罪状,让他们头戴纸帽、胸挂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我是“8·18”的无名小卒,绝非风口浪尖上的人,哪有什么政治观点与政治立场?只是作为一名小小的“红卫兵”随波入流,不入这个“流”就叫“保皇派”,那是有“政治风险”的。想不到像我这样的乖孩子也还是有人给放“大字报”了,人家给我戴的帽子是“只钻业务、不问政治的修正主义苗苗”,这可真是革命革的没处革了,有“的”也放矢,没有“的”找个“的”也要放矢,幸亏没几个人看我不顺眼才幸免于难。

  校长办公室的门被一层摞一层的大字报封的严严实实,李仲升校长隔三岔五地挨斗。有些任教的“黑帮”老师也说不定哪天要被押到教室、用课桌围在中间接受“红卫兵”的审讯,拳打脚踢、挨耳光的“待遇”也是有的。整个校园充满白色恐怖,没有一点学府气氛,冷落、萧条,寒风瑟瑟。

  初冬时节,席卷全国的“革命大串联”运动风起云涌,巡镇中学入潮的时间是阳历的11月份。大股的串联队以“8·5”、“8·18”为主要阵营,也有之外的小分队。串联的首选目的地就是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是大家向往已久的圣地。也有去延安或其他地方的。出行的方式以乘车为主,高中班的17位学生(内有女生)为了发扬老前辈的革命传统,徒步到北京,走了17天。去延安的小分队更是步行的,说是走红军的路,瞻仰革命圣地。国家机器完全服务于运动,“红卫兵”到哪里都是免费吃住、免费乘车,革命的洪流没有人胆敢阻挡,也没有人胆敢不支持。

  我们“8·18大批判兵团”去北京的时间是11月6号,到达北京后住在北京市水利气象局,位于翠微路。同学们游览了北京大学、清华园、动物园、天安门等,我才15虚岁。听说10号那天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大家欢呼雀跃,在接待站的车库(我们的住处)里手捧《毛主席语录》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提前两天,上级派解放军来到接待站训练了我们。这是毛主席第七次检阅红卫兵,分两天进行,第一天接见人数150万,第二天接见人数59万,我们是第一天。

  10号凌晨两点钟,大伙就在解放军叔叔的带领下以四路纵队向天安门方向前进,听说接待站距天安门近15公里,比起其他住处的红卫兵大概还算近距离的,北京市的公交车还轮不到接我们。6点钟到达天安门广场,天色微明。我们方队(每100人为一方队)刚好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人民大会堂的中间地带,方队与方队之间的空巷全是解放军单行排列。那是红的世界、人的海洋,宏伟而壮观!上午10点,毛主席同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所在的位置只能辨清首长们的服装颜色与白色的面庞,认不出哪位是谁。不过,大家都知道正中3位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一定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主持仪式,他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第一小组长。这天检阅的步骤是:位于东长安街的30万“红卫兵”乘坐6000辆卡车(每车50人)、分四路由东向西,以时速10公里的速度缓缓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之后,陈伯达宣布:“广场上的队伍,请你们向天安门方向前进”!一声令下,位于广场上的29万“红卫兵”什么也不顾、手舞《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蜂拥般向前推进,原来的阵容与秩序全乱了,有掉了鞋的,有被踩倒的。毛主席不住地挥舞着草绿色军帽向“红卫兵”队伍致意。到下午3点钟,接见结束。新闻电影纪录片的名称叫《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第七次检阅红卫兵。在这次检阅中,毛主席对身边的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从出发到返校,历时18天,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声势浩大的革命大串联趋于尾声。这次串联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公费旅游”,也是我首次走出本县见到大世面,能够亲眼目睹毛主席更是我修来之福!

  1967年春,我的身体出现了异常,此时正是“复课闹革命”阶段,学校边上课边搞文化大革命。说是那样,其实就是瞎混,也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学校“革命委员会”和全体师生都像“掐了头的苍蝇”,上课、玩耍,斗、批、改,什么都干。教材也不是先前的了,而是新编的,里面充进了革命内容。每天也算是上那么三两节课,没事了就玩,操场的项目玩腻了,就到黄河里游泳,当然不敢到中流击水,只在靠近岸边的回水湾游,腰部用绳络系着充满了气的篮球球囊,我也游过。每到八九点钟就浑身无力、头疼、心慌,赶紧就给家里的父母写了封信,父亲立刻去学校领着我检查了身体。巡镇医院的老中医李奋明先生通过号脉和听诊说我是先天性心脏病,是二尖瓣关闭不全。我和父亲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结果,就随即去河曲县人民医院找当时有名的西医丁福旺大夫,诊断结果仍是那样。父亲带我回家了,再去五寨县人民医院做第三次检查,姓焦的女大夫诊断结果与前两次一般无二,令我父子不寒而栗。我多倒霉啊!父母就我一个儿子,他们盼望我栽根立后、读书成才,可如今恐怕是性命难保!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让我这个二八少年怎么受得了啊?接下来,我心灰意冷地继续回到学校苟度时光,常吃安神镇静的药,比如朱砂安神丸、天王补心丹、柏子养心丸、三溴合剂等。

  三年半的初中学习生涯对我来说犹如一场折磨,我非常郁闷、彷徨,真是生不逢时。

  同学情

  进入初中,我、杜贵荣、白清亮、菅永贤、刘广荣等都是班里的佼佼者,几位不仅学习优秀,而且人品又好,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娃娃时候我们就结下了友好的情谊。以后他们几位都成为挣国家工资的工作人员,我成了山区的农民。但他们始终没有小看我。此,情也,德也。年轻那会儿,我们之间往来信件颇多,后来各自忙于工作、家庭、生活,见面机会甚少。其中贵荣与我近30年没有见面,是我打听到了他的手机号码并发了信息,马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要我去他那里住几天,我去了,和他住了3天。2008年农历四月二十日,他夫妻俩到我家住了3天,他俩回去以后,我倍感思念,用短信写下感言:三天的相聚极其短暂,无止的思念苍老绵长/分别的滋味寂寥空旷,不朽的情谊没齿难忘/像山一样厚实,同海那般幽深/如影步步相随,若日天天放光。

  比较而言,与广荣见面的次数较多些。

  公历2016年8月,我已住到三岔,家里接通了宽带网,同班老同学任安庭创建了二十几人参加的“河中33班聊天群”,人虽不算齐全,可是其中有我。刚进此群立马就收到菅永贤的来电,好稀罕,好思念!可以说,他是在建群以后第一时间联系我的。9月8号,他因编纂《忻州电力志》出差路经三岔,预先与我约好见面,但因时间太紧,也就只是“见了一面”,在三岔偏关路口十字街头,仅几分钟。那天正值我妹妹的儿子在三岔晋陕蒙大酒店举办婚礼,为了约见阔别48年的知己学友,我没有参加外甥的婚礼,中午前后一直伫立在十字街头,静候两个多小时。他给我买了精装的月饼等,又塞了现款1000元,在我再三拒收如此厚礼之时,他以上车关门的方式表示非得让我收下不可而惜别。

  10月7号,在朋友圈看到了永贤于2016年9月8日发的信息,题为《车过三岔见效征》:

  同窗一别五十年,难忘断肢住医院。

  床前陪侍胜胞弟,情同手足刻心间。

  恩重不谢心不安,网上寻访定居点。

  得知随女迁三岔,匆匆上门叙情缘。

  性情相近心亦连,放弃行礼站街边。

  宁舍午饭苦等待,友情辉耀映山川。

  白发会见谢顶面,千言万语聊不完。

  承担公务日渐少,后会有期再相见。

  回农村

  按照以往常规,到1968年夏天我们就该初中毕业了,就该考高中继续学习了,可是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中学以上的在校学生统统的“上山下乡”,城里的、市民户口的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劳动锻炼,农村户口的更不用说。就在这一年的隆冬,刚好是1969年元旦那天,全校师生在戏台广场举行了毕业典礼,所有学生全部离校,中学的门要关了。因为自1966年起,一年一度的招生就没有再进行过,所以在校学生都是超龄的老“红卫兵”。毕业证倒是发了,上面既没有操行评语、也没有成绩记录。就这样,爱读书的我,当初满怀热望而去,此刻满腹悲沉而归。

  整整40年后,我写了一首诗,以手机短信形式发给多位学友:四十年前苦今日,天灾难避离校愁/无为岁月辗转过,不觉少年白了头/承风沐暴身正稚,荒心浴寒志未酬/休读废程情不愿,含悲忍泪覆儒舟。

  时值寒冬腊月,后下庄村的改河工程正在进行,碌碡坪河湾工地狂风卷着黄土铺天盖地,男女老少一个个尘垢满面,人们干得热火朝天。

  回到家里的我,思前想后、心事重重,盘算着自己的生路。眼看面前只有这条路了,总得活下去呀,无奈之下横心投入了那“战天斗地”的劳动现场,全然失去了嫩面书生的本色,苦、脏、累已经无可避免,掉到茅坑就别嫌屎臭了。父母也没有顾虑过我是先天性心脏病,又仅仅17虚岁,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小娃娃。妈妈总说:“男人十五夺父志,女人十五当家业”。意思是说,无论男女,到了这个年龄就算成年人了,要担当大人的使命。还说什么“买卖人要算计,庄户人要早起”。父亲说:“家有五口,一犋牛儿紧走”。实际上,老人们是在提醒我、鞭策我,要我弯腰苦干,我懂!

  第二年开春,村里要做春耕生产计划并固定“牛犋”(由两个人、两个役畜组成的春耕春播生产单位),刚满18虚岁的我被固定在牛犋上当了 “下犋”。“下犋”就是牛犋中的副手,耕地的时候负责跟着牲口翻出的犁沟施肥抓粪,如果是播种,就负责牵着牲口拉碌砘;上犋是掌鞭子的人,算是技术工,负责吆喝牲口拉犁、摇耧。

  无论是抓粪还是拉碌砘,都是农业劳动强度最大的活儿。特别抓粪更是又累又脏,肚子上面常常挎着一笸箩粪土,装满了有五六十斤重,沉得连腰都直不起来,饱食时压得肚子疼,这个“下马威”对我来说那可是全凭小命扛着。跟在牲口的后面,将那脏臭而沉重的粪土一把把抓抛到犁沟里,手里直接捏着人与牲口的粪便,还得走快点,不能影响耕地的速度,否则要受上犋师傅的训斥,或者少挣工分。工分就是参加集体劳动的数字记录,工分账簿上面先登记每个人的出勤日数,再按农活时段进行评工,根据劳动表现和劳动付出评定某人每个出勤日实际应得的工分数。最高的每天挣12分(也叫1.2个,这是头等受苦人享受的标准),普通劳动者每天挣10分(就是一个整工),次一些的每天9分、8分、7分。当年我挣得就是最低工分,其实自己出的力气不比大人们少。村里人非常小看我们这些念书娃娃,在他们眼里,我是“锁子铁、断关针、下放干部中学生,甚也弄不成”。人家不光这样看我,还时不时地这样出口伤人讽刺我。他们认为,只有用汗水和着泥巴在脸上绘着浓浓的黑色“地图”的人才是“好受苦人”。

  可能我总比他们讲点卫生,用肥皂洗洗脸也让人们反感,他们认为怕脏就不是好受苦人,躲得老远。向我投来的眼光中隐含着的那种鄙视,让我觉得就在最落后的村子里自己也是最低等的人,那是一种被欺辱的感觉。

  这以后几十年,我担任过生产大队记工员、出纳、会计,小学民办教师、公社业余辅导员。1981年以后一直在村务农。务农之余,编纂了近10万字的《榆岭窊村志》,2011年出版;撰写了7万余字的家史,整理编辑了15万字的《万金家书》,分别于2018年春、夏数码印刷出版;广征博采,编纂成型60余万字的《土沟乡志》。回想这一辈子,苦乐相伴,虽然没有大的建树,倒也没有虚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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