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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李全儒散文:我理解了城里人

2019-09-25 14:52:48 来源: 河曲视窗 作者:李全儒 评论:0 点击:

核心提示: 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听村里的人们形容谁谁家小里小气的时候常常说,那真是个“城薄皮”。言外之意,城市里的人就小里小气。当时还有这么一个笑话,临近晌午时分,城里人下班回家,不巧在大街上眼当对鼻子碰见从山村来了一个不远不近的亲戚,按多年来打招呼的习惯随口就问了一句,吃了哇?村里人,没,还没吃。城里人,说老实,你是吃了没有?好哈说是吃了没有?如此反复地询问,村里人也不耐烦了,吃过了!昂,你吃过我就歇心了。一问一答完还忘不了继续客气,下次进城不要在外面吃,直接来家里,

  河曲视窗网特稿(李全儒)  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听村里的人们形容谁谁家小里小气的时候常常说,那真是个“城薄皮”。言外之意,城市里的人就小里小气。当时还有这么一个笑话,临近晌午时分,城里人下班回家,不巧在大街上眼当对鼻子碰见从山村来了一个不远不近的亲戚,按多年来打招呼的习惯随口就问了一句,吃了哇?村里人,没,还没吃。城里人,说老实,你是吃了没有?好哈说是吃了没有?如此反复地询问,村里人也不耐烦了,吃过了!昂,你吃过我就歇心了。一问一答完还忘不了继续客气,下次进城不要在外面吃,直接来家里,接着还要补充一句,就是咱家的娃子不大大,不省事,嘴馋。

  听了对城里人的讥讽,我就暗下决心,有朝一日我要是成为城里人,绝不作小里小气的那个“城薄皮”,一定要厚待从山村里来的亲朋好友。

  然而,事与愿违,当我真的有幸进城之后却做不到了,而且是没用了多久,也“蜕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城薄皮”。

  我参加工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工作地就在家乡的县城,虽说县城不大,但在村人们的眼里,当上干部,端上铁饭碗吃上“皇粮”,那可就是实实在在的城里人了。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处于晋西北边陲地带的小县,一切几乎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城乡差别仍然很大,对于大多数农村人——农民来说,做一个城市人——市民,那都是几辈子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谁家里有人能够从一个“唾牛屁眼”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市民,那祖坟里没有冒过青烟,也肯定长出了“爬爬树”。

  刚上班,单身,在县政府食堂上集体灶,供应粮标准是每月二十八斤,购粮证交在县政府的总务上,伙食费发了工资缴纳,咱甚心也不用操。常上集体灶的人大概在三四十号左右,但也不固定,有时候还要多一些,有几位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也隔三差五和我们这些单身年轻人一起排队打饭,一张桌子上就餐。

  尽管人们说“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但是作为县政府的集体食堂,在我的记忆中办得真不赖,事务长不但精打细算,而且还是一个很会安排伙食的人,大师傅的手艺也很好,此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彻底告别了以红面(高粱)、黄面(玉米)为主食的日子,与我在农村以及上学时候的生活相比,简直就是天地之差。其实,当时的供应粮红黄面比例还是很高的,据说是分管后勤的县领导通过协调粮食局和公社,把高粱和玉米从社办林牧场兑换成了糜谷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全县二十一个公社都有这样的场子,虽然名字叫做林牧场,其实多数都在种地,产下来的粮食弥补公社的集体灶,相当于公社的“自留地”,县政府的集体灶办得好,显然与沾集体的光有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的娘老子弟兄姊妹来了,也不好意思常常带到食堂就餐,偶尔在街上碰到村里来的同乡、远房亲戚、初高中同学、儿时的玩伴,尽管内心愧疚不安,但还是咬牙闭眼,敷衍几句了事,好在这种事情很少,还好在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一年以后我就结婚成家了。

  妻子在银行上班,沾了她好单位的光,收拾出一间大约十二三平米左右的库房,借了两支木头床并到一起,双方父母把一个两口之家的日用必须品拼凑齐备,俩人就组成一个小家庭另起炉灶了,所谓的炉灶,其实就是一个煤油炉子,一个铁炉子(俗称洋炉子,冬天取暖加做饭),外加一套锅碗瓢盆而已。

  有了温馨的小家,又具备了自己做饭的条件,这就能不受任何拘束地实现自己的心愿了。正好,那年夏天,在巡镇税务所上班的高中同学荣调回县城,因为上学期间我们的关系就处的情同手足,他对我时刻施以胞兄般的关爱呵护,我就张罗着请到家里吃饭,当时能做的最好饭食就是西红柿鸡蛋潲子面条。用煤油炉子煮面条,由于锅小火力不足,再加上没有经验,三个人的面条一次入锅,差点煮成一锅面粥,我和妻子自然是脸红心跳,面露愧色,难以言表,好在学兄不嫌不弃,还直夸赞好香好吃。

  不久,还如法炮制,请过一次来河曲下乡的大学同学,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顿饭总算没有丢脸。

  此后,但凡在街上碰见山上来县城办事的,不管远亲还是近邻,同学还是朋友,我总要领回家里吃一顿便饭,隔三差五,这样的事情多了,妻子就显出不耐烦来,因为她的父母亲都在县城上班,她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是“城里人”,对我这种做法起初还能忍受,一年以后就有点接受不了,当我再次领着一个山村里来的熟人(其实和我也没什么亲缘关系)回家吃午饭时,妻子就借故到了她母亲家。我汉手汉脚,也不会做什么饭菜,只得用煮挂面苟且了一顿,下午我还为此事和妻子吵了一架。

  此事过后不久我才明白,是我错怪了妻子。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当时,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还不到五十岁,两个人的供应粮加起来每月还不到六十斤,其中多数还是红黄面,都不会做饭,更谈不上粗粮细做,可是我领回家的戚人又不能拿红黄面等粗粮招待,如此一来,我们两个的生活就有点不好安排。我心粗,不管这些,每当接近月底的时候,妻子总要有十来八天带着我去外母家里踅饭吃,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我们的粮食,尤其是细粮不够吃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吹,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供应粮取消,粮食市场放开,工资逐年增加,过了几年,我又自己盖起了五间房子,心里暗暗自喜,这一下可不用再熬煎憋屈了,只要有山村来的亲戚,咱是管吃管住,肯定他们回村以后不敢把我当作“城薄皮”笑话。

  入住自己的房子以后,舅舅来了一次县城,这当然是我的头等亲戚,况且根本不用为怎样安排生活犯愁,所以就直接引到家里住下来。舅舅多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抽旱烟,而且是口袋里随时装着一沓早已裁好的纸条、一小布袋旱烟,不时地掏出来,熟练地卷一根“喇叭”,云天雾地的抽开了,旱烟的死烟气特别难闻,那个时候我还不会抽烟,强忍着陪舅舅拉几句家常,就被那一股一股的死烟气呛得嗓子眼发痒,妻子更是根本就不敢进舅舅住的房间。还有一件令我更加难为情的事,吸烟的人痰多,舅舅在老家的土窑洞里早已习惯了随地吐痰,所以只要有痰,咳嗽一声,随口就是一“呸”,我只得指着墙角的痰盂给舅舅说,有痰吐到那里边。我说过之后舅舅当着我的面咳嗽之后就不再吐痰了,可是舅舅走后我还是发现地面上痰迹斑斑,那个洁白干净的搪瓷痰盂舅舅一次也没有用过,我恍然大悟,因为它太新太干净了。

  好在舅舅仅仅住了两晚,办完事就回去了,还好在当时的房子是水泥抹的地面,要是换成现在的地板砖或者是木地板,别说妻子难以忍受,很可能我也会下逐客令的。

  舅舅走后,妻子将门窗大开,反复墩洗地面,接着又把床单被罩全部洗过,直累得满头大汗才收拾完毕。

  看着忙乱的妻子,我的心里就五味杂陈起来,既有对妻子的理解与感激,又有对自己当初那种幼稚想法的好笑,还有对城乡之间、农民与市民之间在生活水平以及生活习惯上的差别的感叹。

  到此,我才深深体会到,一个风吹不上、雨淋不着、天天早洗晚漱的城里人,和一个常年脸朝黄土背朝天、整日和黄土地打交道、没有一阵阵歇空的山里人,远不是单凭朴素的感情就能弥补上彼此间的差距。

  不久,工作岗位变动,我有了单独的办公室,偶尔有山村里的亲戚来,我就安顿在办公室居住了。

  再以后,我住上了单元楼,更不可能随便在家里留住亲戚了。

  我完全“蜕变”成了一个“城薄皮”,我完全理解了城里人。

  (责任编辑:窦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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